71德拉肯斯堡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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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拉伦斯是先回家待了半个月，才动身去南非的。
从新塞里欧飞赫尔辛基，再从赫尔辛基转两趟地面交通回伊纳里湖东岸，最后四公里是走回去的。他到家的时候父亲在院子里劈柴，看见他也不惊讶，只问了一句"回来啦"，然后让他去把灶上的水烧上。半个月里两个人待在一起，说的话不算多。他们父子之间的交流方式是坐下来各看各的书，隔一阵交换一句。父亲问了他赫利俄斯的课业，问了上课情况，问了几个教员的课。克拉伦斯一一说了。然后父亲喝了口茶，没再往下问。
老卡塞尔知道自己插不上手。他年轻时也扛枪上过前线，更早的时候也曾经跟着组织满世界闹革命，北欧冰原上的战事把他的一条腿和一部分肺留在了那里，不得不停下来了。
母亲那边就不一样。母亲在的队伍还在前面走着。
所以这个暑假去哪这件事，对克拉伦斯来说其实不算是选择。他父亲没有明说，但临出门那天早上，父亲帮他把行李提到门口，说了一句："去看看你妈。"
"嗯。"
"到地方规矩点，别摆你那点学生的架子。"
"知道。"
克拉伦斯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母亲一直是"要走的人"。她不常年在家，每次回来待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从几个月到几周，再后来是几天。她有她自己的行囊，里面永远有半旧的衣服、笔记本、和一张折了好几折的地图。她还是爱说话的，只是那些年她能说的话和家里的话题不怎么接得上。克拉伦斯十一岁那年她回来过一次，他当时刚学会用刀削木头做小玩意，削了一个小船，给她看，她接过去很高兴，说"你这是做什么"，他说"小船"，她说"哦"。那次她临走前跟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话，讲的是她参与修的一条路的事，讲得非常具体，具体到他至今记得那条路修在哪个山坳里。
这次他要去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故事的延续。
到营地那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。南半球刚入冬，南非内陆高原的早晨结霜，中午的太阳又能把人晒出一层薄汗。他从约翰内斯堡下的飞机，转了两趟车，最后一段搭的是工作队的补给卡车。卡车在碎石路上颠了将近四个小时，路两侧的景色从城市边缘的砖房和铁皮围栏，换成一望无际的干草原，换成长着金黄色枯草的缓坡，最后换成一条河谷边的坡地。远处是德拉肯斯堡山脉，蓝灰色的一线横在天边，山顶隐约有些白色的东西，不知是雪还是云。
营地就在一条叫不上名字的河边。二十几顶帐篷和几排铁皮顶的简易工棚沿着河岸的高地错开排布，中间一块空地被压得平平整整，做食堂和集合用。西头是工具棚和材料堆场，东头是伙房，伙房的烟囱一天要冒四回烟。河对岸是一片缓坡，坡上是工作队和当地社区一块修的灌溉渠，才修了不到一半，断在坡腰上，像一条没画完的线。
他下车的时候先被太阳晃了一下眼睛。南半球冬天的太阳角度低，从西边照过来，晒在脸上有点刺，但不烫。空气干，带着草和土的味，还有一点河水的凉气。
母亲从伙房方向走过来。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，袖子卷到肘部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脸上晒得比上回见面黑了一圈。她走到儿子跟前，上下看了一遍，第一句话是：
"瘦了。"
"没瘦。"
"脸小了。"她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记，力道不轻，"把包放下，先吃饭。"
他放下包，跟着她往伙房走。走了两步，他注意到母亲的步伐。她还是走得不快，步幅不大，重心压得很稳。她在这片土地上走路的样子，和她在家里那个窄小的厨房里走路的样子完全不同。
晚饭是玉米糊、一锅炖豆子、烤的玉米面和一种克拉伦斯叫不上名字的当地蔬菜，锅里切了几片咸肉提味。掌勺的是塔玛拉，东欧人，四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胳膊很粗，围裙上洗不干净的油渍像是某种勋章。她给他打饭的时候多舀了一勺豆子，说："新来的，多吃点。"
吃饭是围着一块用长条木板钉成的长桌，人坐得满满当当。座位没有次序，来的早晚就是次序。有人端着碗站着吃，有人蹲在桌子边上吃。桌上坐着几个南非本地的队员，几个从欧洲和南美来的志愿者，还有几个克拉伦斯一时分不清来路的。没人问他从哪来，也没人问他为什么来。塔玛拉打饭的勺子是公平的，谁来了都给一样多，多一勺少一勺全看她当天的心情和手抖不抖。
这支工作队的正式名字很朴素，叫"河渠工作队"，任务写在名字里：帮河谷这一带的三个社区修一条灌溉渠，顺带翻修两间校舍、修一座能走人的便桥。跟传统印象里的"国际纵队"很不一样。他母亲参加了半辈子的那个组织，在这片土地上落下来的样子，是一群人修水渠。
队伍里没有军衔，一个也没有。从协调人到管材料的，到伙房的，到每天上工的，谁也不挂什么。协调人是个南非本地的中年人，叫姆福，会开会，会记数，会跟当地社区谈事。上工的时候也扛石头，扛得比谁都多。有一次开会他被人顶了一句，散会之后自己蹲在工具棚门口卷了根烟，也不介意。
克拉伦斯观察了几天，发现这里的"没有规矩"其实是另外一种东西。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活儿里的位置。谁负责哪个段，哪些人搭手，谁的判断在哪个环节上说了算，这些人心里都有数。塔博在水利活上说了算；扬在机械上说了算；塔玛拉在伙食上说了算；姆福在跟外面打交道的时候说了算。这些"说了算"没有真的形成什么条例上的组织形式，但它每天都证明着工作的进度。
这个队伍今年在这里修渠，明年可能去别的地方修别的东西，人员来来去去，只有几样东西是常年不变的。工具、账本、枪、那几口锅、还有队伍里干活时的那股劲。这些东西不靠文件维持，靠人维持。
头几天克拉伦斯被分到的活最不需要技术：搬石头、和料、递工具。石头是河滩上捡的，大小不一，大的要两个人抬。他跟一个叫阿雅达的当地小伙子搭手。阿雅达刚二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胳膊上全是干活留下的疤和泥印子。两人抬石头的时候克拉伦斯先按自己觉得合理的方式起手，抬了两块，肩膀和手腕的受力角度让石头一歪，差点砸到脚。阿雅达放下手，看他一眼，只说了一句："你换个手在下面。"换了手再抬，石头就稳了。
绑保护绳的手艺更典型。克拉伦斯觉得自己不算手脚笨的人，在北欧劈过柴，在赫利俄斯搬过炮弹，但面对工地上的麻绳他完全是生手。怎么收头，怎么回绕，怎么在最后一扣上发力，老工人塔博给他演示了两遍。他自己上手第一遍成了一个死扣，第二遍松了一半，第三遍才勉强能用。塔博蹲在旁边看他操作，什么也没说，等他打完了，伸手把绳结解开，重新示范一遍。克拉伦斯把那个结在手里反复练了十来遍，第二天再打就顺了。
塔博五十六岁，是这一带的老泥瓦匠。战争前他盖房子，战争里什么都干过，修工事、拆工事、修被炸的、拆没炸完的。现在队伍里的水利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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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都是他掌眼，渠的坡度、石头的选法、什么时候该留伸缩缝，他不用算，看一眼就知道。他的东西都是手上功夫，说不成理论，教也教得零碎??"这块不行，换那块"照着做就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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