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6颜师古琅邪县子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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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，天下典籍大量散佚，五经传抄版本混乱，文字错讹百出，各家学子研习经书，文字互异，争论不休，不利于教化天下。于是下诏，命我主持考定《五经》文本。
  

  

  
接到诏令之后，我潜心开展校勘工作。五经流传数百年，辗转抄写，脱字、讹字、异体字层出不穷。不同学派的儒生，各持家传版本，互相攻讦。我博采前代旧本，对比魏晋以来的各类古籍抄本，辨析字形，考证音义，删去讹误，订正文字，最终勘定出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的官方定本。书成之后，太宗下令，将定稿陈列于国子监，召集各地儒生前来讨论。不少儒生固守旧说，纷纷提出质疑，我援引历代典籍，逐条辨析，引经据典，解答众人疑问，所有诘难，皆有理有据，在场之人无不叹服。这部定本，便是后世所称《五经定本》，作为大唐官方教科书，颁行天下，统一了经学文字，终结了长久以来经文文字纷乱的局面。此事，于经学传承而言，意义深远。
  

  

  
完成五经校勘之后，我又着手整理《汉书注》。这是我青年困居长安之时便立下的心愿。前代注解《汉书》之人，多达二十余家，但是大多浅尝辄止，很多古字、汉代典故，解释含糊，甚至牵强附会。我搜集各家旧注，相互比照，结合秦汉金石、文字训诂，考证地名、官职、名物、典故。凡是古奥难懂的字句，一一疏通；旧注谬误之处，予以驳正；典故来源，一一标明。我不盲从旧说，凡是没有典籍佐证的猜测，绝不随意写入注文。
  

  

  
在训诂考据之外，我还奉太宗之命，参与编撰《隋书》，担任秘书少监，掌管秘府藏书。秘书省收藏天下珍贵典籍，许多都是战乱幸存的孤本。我利用秘书省藏书之便，继续校勘古籍，整理皇家藏书目录。贞观七年，《汉书注》定稿上奏太宗。太宗阅览之后，大为称赞，下令将此书颁行天下。后世读书人研读《汉书》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都以我的注解为权威读本。时至今日，研读汉史之人，依旧绕不开我这部注本。
  

  

  
我身居秘书少监，晋爵琅邪县子。虽身居清要之职，可我本性喜好治学，不热衷朝堂权争。朝堂之上，房玄龄、杜如晦谋划治国大政，魏征直言进谏，李靖、李绩在外平定四方。而我，居于朝堂，职责在于整理典籍、校勘文字、草拟典册。我自知不擅长谋划军政大事，故而从不妄议征伐、储位等军国要务，守好自己治学的本分。
  

  

  
但我也并非毫无瑕疵。我出身儒学世家，眼界在于古籍文字，识人处事，却有所疏漏。在秘书省任职期间，我举荐了不少后生入秘府校书。其中部分人，并无真才实学，只是善于钻营，借我的举荐混入秘书省。此事后来被人揭发弹劾，太宗爱惜我的才学，没有重罚，只是将我短暂降职，不久之后又恢复我的官职。这件事，我一直心存愧疚。我一心治学，看人只看重文章辞藻，忽略了品行操守，这是我一生的过失。
  

  

  
晚年之时，我依旧埋首书卷。除《五经定本》《汉书注》之外，我还著有《急就章注》《匡谬正俗》。《匡谬正俗》一书，专门纠正世人在文字、读音、典故之上的各类谬误，辨析民间俗字的由来，厘清许多流传已久的文字错误。可惜这部书尚未完稿，我便身染重病。
  

  

  
贞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