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温彦博虞国公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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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俘，北境平定，我才得以从塞外归还长安。太宗感念我身陷敌营多年，坚守气节，没有辱没大唐使臣与朝臣的风骨，任命我为雍州治中，不久检校吏部侍郎。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拔，我有心整顿吏治，裁汰庸劣官吏，严格甄别士类。只是法度严苛，诉讼文书堆积满庭，不少官吏怨我过于繁琐苛细，朝堂之上非议渐起。我知晓其中难处，选拔官吏本就难以面面俱到，后来朝廷调我重回中书省，再度担任中书侍郎，又升任御史大夫，依旧参预中枢大政。
  

  

  
不久，我升任中书令，晋封虞国公，位列宰相。恰逢突厥降众十余万迁入塞内，朝堂之上爆发一场激烈争论。以魏征为首的大臣认为，突厥乃是异族，不可安置于中原腹地，应当遣返塞外，使其居于故土，避免日后滋生祸乱。而我独持异议，上书陈述安边之策。我援引汉代安置匈奴降人的旧例，主张将突厥降众安置在河南之地，保留他们原本的部族习俗，教以礼法，选拔部族首领担任官职。我认为，夷狄之人同样有本心，以德安抚，不必猜忌驱逐。若将降人尽数驱回塞外，有伤大唐怀柔的道义。太宗反复权衡，最终采纳我的主张，接纳突厥降户内迁。这一场朝堂大辩论，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政见，后世对此褒贬不一。有人说我引胡入内，埋下隐患；可在我看来，乱世初定，天下需要休养生息，安抚边疆部族，减少连年杀伐，才是贞观安定之本。
  

  

  
我担任中书令之时，执掌中枢机密，深知帝王诏命、军国谋划不可外泄。为保守朝廷秘密，我谢绝一切私人宾客往来，不私结朋党，不接纳私下请托。家中没有专门会客的厅堂，屋舍简陋，甚至没有像样的正寝。太宗听闻我家境清贫，特意下诏，令官府为我修建屋舍。我身居高位，手握大权，却始终清廉自持，不购置田产，不为子弟谋求私利。每日在朝堂之上，但凡宣读诏命，应答帝王问询，陈述四方事宜，声音清朗，条理清晰。太宗常常称赞我，通晓万国风土，善于辞令。
  

  

  
贞观十年，我迁尚书右仆射，依旧是当朝宰相。尚书右仆射总理尚书省庶务，天下户籍、财赋、刑狱、工程，皆归尚书省统管。政务繁杂如山，我白日朝堂议事，处理百官奏章，夜里回到简陋居所，依旧伏案审阅文书，思虑边疆安危、民生利弊。长年殚精竭虑，日夜劳心，损耗身体根基。我心中明白，中枢重任，一丝一毫都不可懈怠。贞观一朝，君臣共治，太宗虚心纳谏，朝堂名臣云集，房玄龄善谋，杜如晦善断，魏征直言敢谏。我身处其间，不和大臣争名，遇事只论是非，为国谋划。我也曾奉命查验魏征被人诬告一案，秉公核查，查明诬告不实，如实回禀太宗。
  

  

  
只是多年苦熬，塞外囚禁留下的旧伤，叠加中枢无休止的操劳，我的身体日渐衰败。贞观十一年，我重病不起。弥留之际，太宗数次派人探望，问询病情。我卧于病榻之上，心中挂念的依旧是北疆安定，以及官吏选拔之事。我留下遗言，下葬之时，薄葬简殓，不用金玉陪葬，只以平常衣物入棺，不耗费国家财力。我一生为国，不愿身后铺张，劳烦百姓。
  

  

  
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，终年六十四岁。太宗听闻死讯，为之恸哭，下诏追赠特进、尚书右仆射、上柱国，谥号为恭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