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pter10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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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伦佐的嘴角微微弯起,那个弧度介于“这谎话编得还行”和“你觉得会信吗”之间。
“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,”他说,声音很轻,“想跟我说的?”
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,一个陷阱。
我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:你最好主动交代,不要让我来问。
但这也是一个机会。
我的脑子此刻飞速运转。
“有,”我说,“两件事。”
洛伦佐敲桌子的手指停住了。
“说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用一种“我在给教授做学术汇报”的语气开了口。
“第一个事情,我要申请线上会议权限。”
洛伦佐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。
“我和周姐,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学姐,我们有一个计量经济学的课程项目,关于巴勒莫地区旅游消费的数据分析。”我说,“项目下周要交进度报告,教授要看的。但是我们的模型出了点问题,拟合优度一直上不去,需要线上讨论一下怎么调整。周姐说她想拉组员跟我在线上讨论一下,改一下模型,不然来不及,期末成绩会受影响。”
“然后呢?”洛伦佐问。
“然后如果期末成绩不好,GPA会掉。GPA掉的话,奖学金可能就没了??”
“林恩。”
“在。”
“说重点。”
“重点是,”我清了清嗓子,“我需要一台能正常使用微信和Zoom的电脑,以及参加线上会议的许可。会议大概一到两个小时,不会涉及任何与维斯科尼家族相关的内容,纯粹是学术讨论。”
洛伦佐看着我,翠绿色的眼睛里有一种“你在为了一个课程项目跟我谈条件”的微妙含义。
“第二件事呢?”他问。
我顿了顿。
这件事比线上会议难说一百倍。
“第二件事,”我的声音小了一些,“周五晚上有一个华人留学生的聚会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没有变化,但手指停止了叩击桌面。
“聚会?”
“对,就是留学生们聚在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。大概十几个人,这个聚会半个月前就定好了,我在群里报了名,还报了四个菜。”
“四个菜?”洛伦佐的语气微微上扬。
“红烧排骨、番茄炒蛋、啤酒鸭和蒜蓉粉丝。”我掰着手指头数,“我早就发在群里了,大家都很期待。”
洛伦佐看着我的眼神,就像看到了一只猫在自己面前表演倒立。
“所以,”他慢悠悠地开口,“你想告诉我,你要去参加一个十几个人的聚会,做四个菜,因为你的朋友们很期待?”
“我必须去。”我认真地说。
洛伦佐的眉毛又扬了一下:“你在跟我讲条件?”。
“不是‘想去’,是‘必须去’,”我说,语气认真得像在报告会上分析一个经济学模型,“因为如果我不去,后果会很严重。”
“多严重?”
“非常严重。”
洛伦佐靠在椅背上,双手交叉放在腹部,翠绿色的眼睛带着一种“我就听你瞎编”的审视。
“因为如果我不去,”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变得严肃,“他们会报警的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变化。
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,嘴角的弧度收了一点,整个人从“慵懒随和”切换到了“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”的警戒模式。
“你在跟我说,”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咬字,“如果你不去参加一个华人留学生的聚会,你的朋友会报警?”
“对,”我点了点头,“因为大家都是独自在异国他乡,没有家人,没有亲戚,彼此就是最近的依靠。所以如果有人超过四十八小时不出现,我们就会开始打电话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没有变化。
“如果还联系不上,”我继续说,“就会启动‘找人程序’。打电话给学校,打电话给房东,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人。如果这些都没用,就会报警。”
洛伦佐的眉毛动了一下。
“报警之后,”我说,“警察会立案。如果警察找不到人,七十二小时内,我们就会打大使馆电话。”
洛伦佐盯着我看了三秒钟。
那个表情就像一个人听到了自家的狗子在引嗓高唱“我的太阳”,困惑、怀疑、以及一种“你到底在说什么”的茫然。
“为什么?”
“有个学艺术的男生,他手机丢了三天没买新的,群里的人联系不上他,发了无数条消息没人回,打了十几个电话没人接。大家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在忙,但过了四十八小时,群里就开始慌了。”
洛伦佐的手指停在了咖啡杯的杯沿上。
“有人提议报警,”我说,“但也有人说报警可能不够快,就直接打了驻意大使馆的领事保护电话。”
“领事保护电话?”洛伦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,发音居然还挺标准。
“对,就是中国政府给在海外的公民提供的紧急援助电话。大使馆的人接到电话后,立刻联系了学校。学校联系了他的房东。房东用备用钥匙开了门,发现他只是在房间里昏天昏地地画油画,手机丢了都不知道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已经不能用“困惑”来形容了。那是一种更复杂的、带着某种微妙的震撼的东西。
“所以,”他缓缓地开口,“如果你不去参加这个聚会,你的朋友们会认为你出事了,会报警,会找大使馆。”
“对,”我点头。
“而且会在七十二小时内。”
“可能更快,”我想了想说,“因为我已经两天没去学校了。今天周姐已经问我‘怎么没来上课’了。如果我周五还不出现,一定会报警。”
“而且,”我补充道,“我们这群中国留子基本上不可能放过每一次的聚餐。就算我临时请假说‘这周去不了’,第二天也会有人打包好饭菜带过来给我,顺便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。”
洛伦佐的额角跳了跳。
“他们还会带着水果,”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有点想笑,“上次还有个学长感冒了没来聚会,第二天三个人拎着水果和粥去他家,量了体温,拍了照片发群里,报告‘患者已确认存活’。”
嗯,我是拍照那个。
洛伦佐的表情出现了极其微妙的裂痕。
“你们,”他说,声音里带着一种“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接话”的沙哑,“是同学还是医疗队?”
“都是,”我说,“在意大利,我们这些留学生自动获得‘兼职护士’资格。主要是这边的医疗系统太慢了,感冒发烧去医院要等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,不如自己人照顾自己人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已经不能用“崩坏”来形容了。那是一种介于“这群人是什么物种”和“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估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”之间的复杂表情。
“你们,”他斟酌了一下措辞,“每次有人不来,都会这样?”
“基本上吧,”我说,“异国他乡嘛,大家就是彼此的紧急联系人。谁几天没出现,大家就会开始担心。因为我们都知道,在这里,如果出了事,能第一时间来救你的,不是警察,不是救护车,是你身边的人。”
书房里安静了几秒钟。
洛伦佐靠在椅背上,翠绿色的眼睛看着我,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。
“你刚才说,”他开口了,声音比之前轻了一些,“报警之后,还会找大使馆?”
“对,”我说,“驻意大利的中国大使馆,在罗马。但我们平时联系更多的是领事部,办护照、签证、公证认证什么的都找他们。我来意大利前第一件事就是背领事保护电话。”
洛伦佐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“你们中国留学生,”他慢慢地说,“跟大使馆的关系……很紧密?”
我想了想。
“怎么说呢,大使馆就像是我们在意大利的‘家’。有事找大使馆,这是我们在出国之前就被反复叮嘱的事情。丢了护照找大使馆,出了事故找大使馆,被欺负了找大使馆,想家了也可以去大使馆坐坐。我有个同学有一次想家了去大使馆哭的呢。”
洛伦佐的表情凝固了。
“去大使馆,”他重复了一遍,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,“哭?”